1.为什么中央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
答：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准备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根据地实行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他首先以50万兵力，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
这时，中央根据地主力红军有8万多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是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当时出现过一次红军粉碎“围剿”的有利机会。曾在上海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公开宣布抗日反蒋，于11月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前，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签定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提出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但博古等认为蔡廷锴等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没有采取直接支援十九路军的行动。结果，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蒋介石在打败十九路军后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会议把“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仍负总的责任。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当强大敌人进攻时，在土地问题上进一步推行“左”的政策，结果造成社会混乱。“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就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失败。
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修筑工事坚守广昌，并亲赴前线指挥。经过18天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此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2.为什么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答：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那个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
湘江战役后，中国共产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国民党蒋介石也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刻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候中央红军钻入，准备将它一网打尽。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部队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计划，改向黔北挺进。1935年1月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十二天的休整。
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内部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周恩来、朱德等也支持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会上多数人同意他们三人提出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在会上所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好像忽然获得新的生命。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红军处处主动。在遵义以西，四川、贵州边界反复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慌忙将云南部队调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地奔袭云南，先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以急行军速度，在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来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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